香港性罪行法例改革姍姍來遲，LGBT等群體近七十年來的等待 – BBC News 中文

其中一個重要的改變是，是將「無分性別」作為其中一個改革性罪行的指導原則，這讓Z先生這樣的性／別小眾及關注組織看到了希望。

香港現在的性罪行法例主要是沿用英格蘭《1956年性罪行法令》。然而，英國在2003年已就有關法律實行重大改革，但香港至今仍然延用這套大半世紀前的法律。

在現行的香港《刑事罪行條例》將強姦（Rape）的定義為「任何男子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，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；及當時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，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。」

換言之， 香港法律定義下強姦罪，只適用於傳統定義下的「男」與「女」，也意味只有男性才能干犯，亦只有女性才能是這個罪名之下的受害者，而強姦罪的範圍只限於男性以陽具插入女性的陰道。當中規定，當事人性別依據出生證明書上的法定性別。

這導致LGBT和其它性／別小眾（Sexual／Gender Minority，包括但不限於同性戀者、雙性戀者、跨性別人士、雙性人等性小眾和性別小眾群體）在遭受性侵犯及性暴力時倍感無助，在尋求協助時也有諸多顧慮。

回到Z先生身上，他和侵犯者在法例性別定義下仍為女性，不存在現時法律定義上插入式性侵或強姦的基礎。他認為即使報警，最大機會只能以罪名較輕、俗稱「非禮罪」的猥褻侵犯罪來控告，這與他經歷的創傷存有巨大落差。

身為跨性別一員的Z先生認為，目前香港與性罪行有關的法例並不足以保護他一樣的性／別小眾群體。

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在2012年進行性罪行檢討諮詢時，早已將「無分性別」作為性罪行改革的指導原則之一。但相關法律修改卻遲遲未有落實。

多年來，民間一直倡議進行性罪行立法改革，如以「插入式性侵犯」等控罪取代「強姦」，讓以陽具以外（如手指或其他物件）的插入式行為或逼使受害者口交也能夠被納入新的控罪中。

Z先生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法律改革，讓遭受到性侵傷害的性／別小眾能夠對司法制度下的保障重拾信心。

遭到侵犯之後，Z先生曾經動過想要報警的念頭，但基於各種原因，最終還是沒有這樣做到。

除了憂慮未必能夠成功控告之外，Z先生說，他也不肯定在報警期間，他的跨性別身份會為他帶來何種對待。

BBC中文曾向香港警方作出查詢，若有跨性別人士就性罪行去報案的時候，警方現有的處理指引或流程是怎樣。警方回覆說，若有跨性別人士就性罪行報警，現時會以身分證明文件上列明的性別，作為處理調查及相關程序的依據。

警方回覆指，認同報案人士可能有特別需要，會以體諒、切合實際及合理的方式去處理其需要。惟目前未有為跨性別人士統計相關的報案數字，主要仍然是以男、女兩個性別作為性罪行統計的劃分。

Z先生表示，在性罪行的受害者裡面，從來不只有男性與女性，性／別小眾也會面對這些狀況。他希望，新的性罪行法例在剔除性别限定之後，讓他擁有能夠追究的權利。

根據修訂建議，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，而現行非禮罪名最高刑罰是十年監禁。

「無論是同志的關係裡面，都一樣會有受害者，又或者可能是跨性別，如果去到法律上沒辦法保障他們所受到的傷害的時候，其實大家就會直接失望，不會直接去訴諸法律。」

據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及跨性別資源中心於2021年公佈的跨性別人士研究報告顯示，有8.5%跨性別受訪者曾被別人在違反個人意願的情況下，強迫進行性接觸，包括在公共空間使用廁所時違反個人意願下的性接觸。

跨性別團體「跨青時刻」的幹事朱珀慧接受BBC中文訪問時，表示不時都會聽到跨性別人士遭到性暴力或性侵的求助，但這些個案裡面，鮮少有人會選擇報警。

無論是報警、或是法庭審訊，對於跨性別人士來說都會有所擔憂，以至於在考慮求助的過程裡面會出現很多掙扎。朱珀慧說：「我會覺得現在法律和司法程序的落後，其實是給不到性／別小眾朋友有一種覺得法律在保護我的安全感。」

在她眼中，法律應該是保護所有人，但由於未能更新的觀念和法例，都會導致已經遭遇性暴力對待、狀態脆弱的性／別小眾，更加容易受到傷害，「我們很難預期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社會是可以保護到大家。」

朱珀慧說：「歸根究底，其實最理想的做法是性罪行不應該有性別指向。」

然而，即使遭遇性侵，嘗試去報警求助、走過司法程序，能否成功定罪，又是另一回事。香港性罪行偏低的定罪率過往一直遭到外界詬病。

香港立法會秘書處一份研究顯示，2000至2018年間，在向非政府組織求助的性罪行個案中，只有五成受害人、約1,818宗個案決定報警，經首次審訊的成功定罪率只有12%。

2020年，一名男子冒充女同志，透過女同志交友程式(APP) 認識了女同性戀者X小姐。其後，該名男子在隱暪其男性的身份、假扮女性的情況下，約X小姐到酒店，在未經同意下對其進行插入式性侵。

案件於2021年在香港的高等法院審訊後，陪審團以5比2大比數裁定被告強姦罪名不成立，判決的結果引起一片譁然。

X小姐的案件中，其中一個被人用作辯解的理由，是真誠相信事主同意進行性行為。「真誠但錯誤相信」事主同意，也是香港多宗性侵案件得以脫罪的理由。

結果出來後，不同關注團體均發聲明表達對於司法制度的失望，判決也令到LGBT+社群、特別是女同志群體感到擔憂。

裁決之後，X小姐透過香港關注性暴力組織「風雨蘭」發出一份聲明，表示在結果出來之後，只有一股沉重的無力感。在聲明中，她表示作供期間，法官及大律師對於很多跟性小眾有關的詞彙都不甚了解，並需要在法庭上解釋什麼是LGBT，「每一個字都要解釋。」

X小姐近日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，她曾經以為會有勝算。在輸了案件之後，她的情緒陷入低谷，也有過自殺的念頭。

事發之後，X小姐去報了警，也向警方提供對話記錄及證據，進行了一些認人程序、補錄口供的過程後，很快律政司便已對被告作出起訴。沒多久，她便需要準備出庭作供的事情。

在作供的過程中，有不少讓她感到難受的時刻。

例如一些涉及她的性取向的盤問，辯方律師質疑她是雙性戀者，「因為他們想知道究竟我是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，但是對我來說，我覺得那宗案件的重點不是我喜歡男生還是女生，而是我那一刻就是想找一個女生，而那個人表明他是一個女生。」

這些盤問，也讓她感到不太舒服。

X小姐認為，法庭上缺乏對於性別意識的理解，會導致難以理解發生在性小眾身上的性罪行，「莫論去相信一個性小眾的證供。」

「如果一些性暴力，不是一般（理解）有個男人抓住女人去強姦，要去證明這件事、要去解釋給陪審團聽，會有一定的困難。」X小姐說。

在缺乏對「同意」（consent）有明確的法律定義下，過往的案件中，若法官對陪審團指出「被告真誠相信事主同意性交，即使被告出於誤會，強姦罪名便會不成立」，案件亦會被判罪名不成立。

目前的法例下，重點落在受害人有否在事發的時候表達過不同意，而被告人在知悉受害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、或罔顧其是否同意，仍繼續進行性行為。意即受害人需要證明自己曾經積極表達不同意。

包括加拿大、英格蘭及威爾斯、蘇格蘭、南澳大利亞等海外司法管轄區已經就「同意」一詞賦予法定定義，意即是「自由及自願」對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。

目前香港性罪行沿用的是「違反意願模式」，加拿大、瑞典等國家已就性侵罪行實施「積極同意模式」（affirmative consent），即被告需要證明在進行性行為之前，有否採取步驟確認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進行。

另一方面，X小姐表示在自己的案件中，也涉及到對於同意範圍理解的偏差。她會憂慮，陪審團會否認為她同意了跟被告到酒店見面，就等於同意所有涉及性的事情都可以發生，「在見面之前，那時我都list（列出）了很多我願意玩和不願意玩的東西，這些都是一個conditions（條件），我的同意都是基於我只願意玩這些，而你建議的某些我是不願意玩，如果玩了，也是沒有同意。」

根據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9年發表的《檢討實質的性罪行》報告書，裡面其中一項建議是同意的範圍，包括「對個別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，本身並不暗示對任何其他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」。

X小姐認為，由於目前法律上並沒有就「同意」有一個明確的定義，對於「有條件的同意」更是沒有法例可循，「就會影響法官如何去告訴陪審團關於同意這件事…可能都會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。」

經刑事審訊之後，在法庭宣判被告無罪之後，X小姐在義務律師的協助下，目前正爭取從民事途徑獲得應有的判決，對於她來說，她希望能夠證明這件事曾經有發生過，也在想還有什麼方式可以為自己去爭取公義。

X小姐期待能盡快改革現時的性罪行法例，她認為，若果遲遲未能改革，最直接的後果，是會令更多受害人放棄報案，「放棄去參與這個司法程序，這樣只會令到加害者逃之夭夭。」

這種在性罪行法例上面的模糊性，對於「同意」在法律定義上的缺失，也會讓一些受害者在受害的當刻感到困惑，猶豫不定是否該報警求助。

2017年夏天，H先生（化名）遭到他的法律界前輩侵犯。

該名男性前輩以收其作徒弟為名，透過通訊軟件詢問H先生是否願意裸露臀部讓他以藤條揮打，並且邀請他到自己的私人住處，當時H先生沒有意識到這可能是對方預設的「前戲」一部分，而將這視為「拜師儀式」，故答應了並且前往。

事發當日，在執行「拜師儀式」的過程當中，H先生感覺到臀部被撫摸，意識到自己遭到性侵，感到不適，要求對方停止。在這段期間，H先生亦察覺到對方出現生理反應，這讓他感到不安，也擔心會被進一步侵犯。

事後，該名前輩向其發送露骨訊息，內容同樣讓他感到不適，同時也令H先生確認對方借由拜師的名義來對他進行性侵犯。

事發六年之後，H先生在與義務律師商討之後，終於決定報警。

H先生對BBC解釋說，案發當晚之後，我已經覺得是受到侵犯，但不知如何去跟進。由於法律上的模糊，即使當時他正修讀法律，也無法釐清自己的處境。

他說，這種不知該如何跟進的狀態，來自於他覺得自己好像是有份「同意」了這件事情的發生，「他不是騙你，你自己上去，他沒有迫你。」

這樣的困擾一直伴隨著他，期間的情緒起伏不穩，H先生曾經嘗試過向團體求助，也見過心理輔導員，但他依然希望能夠報警、透過司法途徑讓加害者獲得應有的後果。

目前，警方已為H先生的案件立案，他希望案件最終能夠進入到法庭審訊的階段，修讀法律的H先生認為，若果目前有關性罪行的法例沒有更新的話，這些情況會變得難以處理，「所以為何我們現在要做法律改革，我們想它更加明確，更加容易理解，更加容易執法。」

在現行法例下，H先生的案件同樣被歸納為俗稱「非禮罪」的猥褻侵犯罪之下，但法改會發表的報告書中，建議日後應以新的「性侵犯」罪取代猥褻侵犯罪，而未經同意、涉及性的觸摸應是新法例中性侵犯罪的構成元素。

外界一直有批評認為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陳舊，未能有效保障到包括LGBT及其他性／別小眾在內的性侵受害者。民間已就性罪行改革倡議多年。

2006年，因應現存的性罪行法律遭到外界批評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獲委托設立了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，負責就有關法律的現況進行研究和提出意見，並且提出改革建議。

根據《檢討實質的性罪行》報告書，對於性罪行的法律改革應依據尊重性自主權、保護原則、無分性別、避免基於性傾向而作出區別等指導原則。

當中涉及多項建議，主要包括就涉及性的行為訂立「同意」一詞的法定定義、摒棄「強姦」一詞而改為「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」、以新的「性侵犯」罪取代「猥褻侵犯」罪、訂立為性目的誘識兒童的罪行、建議新訂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罪行等。

去年退休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，是法改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之一。對於歷時16年的工作，被外界認為進展緩慢，張達明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，「整個性罪行的檢討，其實本身議題是複雜的，所以需要時間。」

對於香港目前仍然沿用英格蘭《1956年性罪行法令》作為性罪行的藍本，張達明坦言這樣的法例框架過時、不足，「整體的框架其實真的已經過時，是不適切和有不足的地方。」

這兩份報告書裡，提出了超過70項建議。但在發表報告書之後，政府就修改性罪行相關法例方面，一直沒有任何消息。

張達明認為這樣的情況並不理想，表示這樣或會讓當時做過的研究有機會過時，他也擔心建議的法例愈遲落實，「便有可能令到有些需要受保護的人得不到應有的保護。」

2024年底，香港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曾在立法會上，就性罪行法律改革的工作進度提出書面質詢。香港保安局在答覆時表示，政府計劃在2025年內就落實《檢討實質的性罪行》及《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》兩份報告書所涉及的法例修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，並會適時將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。

狄志遠告訴BBC中文，民間已有不少聲音要求改革現行的性罪行法例，加上性罪行的犯案形式也起了變化，認為有著改革的迫切性。他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未夠積極主動，希望最晚能於下個立法年度展開法例修訂的工作。

「風雨蘭」倡議主任葉卓怡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，目前的性罪行法例是以異性戀、順性別本位出發，但在LGBT+群體裡面同樣會有性暴力的發生，「舉例如女同志之間的性愛未必涉及一個陽具，但不代表性暴力不會在裡面發生，也可以有（其它）插入式的性行為，那個傷害也可以一樣大。」

葉卓怡表示，基於大半個世紀前所寫下的法例，那時的社會脈絡與環境也有所不同，「以一個反抗為本的角度去理解性罪行，覺得你要很激烈拒絕。」

隨著時代的轉變，大眾對於性罪行也有了不同的看待和理解，當愈來愈多性侵受害者公開地分享自己過往的遭遇、近年#MeToo運動的出現，也讓大眾了解到除了反抗、逃離的反應之外，也會出現僵住、無法動彈的情況，「其實有很多狀態她們是會freeze（僵住）了，她們會給不到反應，我想很多這些理解其實都要隨著時代去更新。」

「所以我想某程度上，它不單只是一個條文的轉變，它也是一個觀念的轉變，」葉卓怡說。

葉卓怡認為，只要性罪行法律改革每拖延多一年，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在等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