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記者張瑞楨／台中報導〕台中市江姓鐵工於去年(2024年)8月25日下午4時許，於潭子區朋友住處，飲用啤酒5瓶後，騎機車於下午5時許，行經中市神岡區大豐路4段，因無照駕駛而為警攔查，酒測0.64毫克，台中地院判刑8月，法官還認為他屢犯酒駕，基於犯罪預防等考量，認定他的機車屬於犯罪工具，宣告沒收這輛機車，法官還強調，機車雖是憲法保障的財產權，但如果濫用財產權利，國家也能在符合比例原則下，限制或剝奪財產。
台中地方法院審理時認為，江男之前因酒駕，分別被法院判刑4月，11月併科罰金5萬元(2次)，2023年5月7日執行完畢出獄，仍不知警惕，故意再犯酒駕，顯示執行成效不彰，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，本案予以加重量刑，依公共危險罪判刑8月。
此案最特殊且罕見的是，法官一併宣告沒收機車，而且有一番闡述。
法官認為，酒駕案中，行為人駕駛的動力交通工具，是否屬於刑法的「供犯罪所用之物」？實務上有不同見解，其一是否定說，這些汽機車僅是實現酒駕構成的事實前提，屬該罪的關聯客體，不具促進、推進犯罪實現的效用，不是「供犯罪所用之物」，第二種說法是肯定說，「供犯罪所用之物」是指一切對於犯罪，具有促成、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，與犯罪實行有直接關係之物，也就是說，若行為人買了機車，反覆用機車從事酒後駕車犯行，則為預防行為人再為酒駕，有必要把犯罪具有直接關連的工具(機車)沒收，杜絕再犯外，也能彰顯國家禁制酒駕犯罪決心，對預防犯罪有實益。
上述兩種說法，法官認為肯定說比較為可採，並提出4項理由，第一，是文義解釋，「供犯罪所用之物」，並未特別區分「可促進、推進構成要件實現之物」與「構成要件實現之事實前提」，沒有把後者排除在外，因此在解釋上，於犯罪過程中，任何足以實現構成要件的犯罪工具，均屬於「供犯罪所用之物」，第二，從犯罪學觀點而言，將酒駕的車輛沒收，可降低再次犯罪機會，第三，從比較法的觀點而言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所稱「關聯客體」，是源自德國法的概念，但德國法所謂「關聯客體」是專指犯罪客體，與犯罪工具無涉，我國法律亦無此類規定，故無從比附援引，第四，從憲法層次而言，車輛固屬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，但如果財產權人濫用權利，依憲法第23條規定，國家能在符合比例原則情形下，予以限制或剝奪。
法官強調，江男已騎本案機車酒駕高達3次以上，顯屬財產權的濫用，他於審理時說，除了本案機車以外，他太太的機車也是登記他的名下，他家有2台機車，他上下班搭公車比較多，本案機車他目前沒有騎，足以認定宣告沒收本案機車，並不會對江男生活便利性產生重大妨害，據此宣告沒收，可上訴。
